《高僧传》点校完稿、正式出版已有一段时间，但我接手之初就有的忐忑不仅没有消除，反而更甚。见到样书的时候，虽有些许激动，更多的还是不安，带着不敢看却又不得不看的复杂心情，我不断地翻阅，生怕发现问题，却又想找出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处。整个人的状态，似乎又回到了多年前整理第一部佛典之时。
我从事佛教典籍的整理，已有近二十年的时间。二十年的时间并不算短，足以让人对任何事情放下最初的悸动而以平常心视之。《高僧传》的点校、出版，为何让我又有了自己整理的首部佛典问世时的心态，甚至更甚？仔细想来，原因不外乎三：一是《高僧传》本身影响很大，整理时受到的关注不小；二是已有前辈大家的整理，重新点校压力很大；第三则是“人越活胆儿越小”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。众所周知，《高僧传》在哲学、宗教、历史、文学、语言等众多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典籍，对这样一部著作的整理点校，自然会引起较多的关注。这对早已习惯于默默“吃瓜”的我来说，实在是很大的、无形的压力。整理古籍首先要有准确的定位，但就《高僧传》而言，受众实在太广，不同领域、不同背景的读者，对整理的总体要求、用字的取舍、校勘记的详略等等，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无论怎样整理，都不可能出现“一统天下”的本子。众口难调还得调，难度和压力自然很大。整理时，底本的确定、通校本的选择、校勘记的撰写等各个方面，都是反复综合考虑的结果。然而能否最大程度满足读者的需求，我的心中并没有底。再者，《高僧传》在前辈著名学者已有整理的情况下，我这个无名小卒重新点校，压力倍增。汤用彤先生熔铸古今、会通中西、接洽华梵，他校注的《高僧传》虽是未竟稿，但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与价值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种外在条件的变化，《高僧传》虽有重新整理的必要，但已有的校注本对我带来的那种“影响焦虑”还是颇为强烈。人们常说，人越活胆儿越小。古籍整理似乎也是如此。记得刚刚开始佛典整理的时候，我总是想着要做出所谓权威性的定本，甚至妄想能取其他诸本而代之。但整理愈多，胆儿愈小。现在，再也没有那样的奢望。回头想想，所谓“无知者无畏”，说的正是当初的我。和硕学大家相比，现在的我仍然还是无知者，但和过去的自己比，多少有所进步，意识到古籍整理的背后其实都是无尽的“深坑”，每一部著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整理者的知识盲区。一些在有的读者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，往往会成为埋给整理者的“雷”。因此，在整理《高僧传》时，我内心的忐忑与不安贯穿始终。我知道要彻底消除这种不安，其实并不可能。只有更为审慎地对待整理工作，充分利用E时代的便利，充分吸收前人成果，反复推敲，仔细比勘，尽量融会贯通，综合判定，才是点校过程中减少忐忑的唯一办法。
《高僧传》卷九《佛图澄传》中有云：“后晋军出淮泗，陇北、凡城皆被侵逼，三方告急，人情危扰。”之所以如此标点，是基于这样的理解：淮泗在后赵的南边，陇北在后赵的西边，凡城（今属河北）在后赵的北边。南边的淮泗地区受到东晋的侵逼，西边的陇北受到前凉的侵逼，北边的凡城受到前燕的侵逼，故云“三方告急”。这种理解也有《资治通鉴》等书中的记载可以佐证。此句汤用彤先生点校为：“后晋军出淮泗，陇比凡城皆被侵逼，三方告急，人情危扰。”其中，“陇比”之“比”为“北”之形误，汤先生在校注中已经指出，而“凡城”则没有加专名线，并未当作地名。有的注译本，标点与汤先生同，把此句翻译为：“后来，晋朝出兵淮水、泗水一带，陇北各城都遭到晋军的侵逼，三方告急，人心惶惶。”由之可见，“三方告急”之“三方”，并没有落到实处。如此标点，恐怕对此句的理解还不够准确。《法苑珠林》卷六一《咒术篇》“感应缘”引《佛图澄传》，周叔迦、苏晋仁先生点校为：“后晋军出淮泗，垄北瓦城皆被侵逼。三方告急，人情危扰。”其中，“瓦城”当为“凡城”之误，但已作为地名而加有专名线，显然有所推进。我在前人标点的基础上，结合《资治通鉴》等书的记载，以淮泗、陇北和凡城为被侵逼的三方，应该更为符合文意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自认为较成功的例子。熟悉古籍整理的人知道，校改底本文字，往往要经过反复比勘，要有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。我曾经认为，稍有旁证即可加以改动，如今则能不改就尽量不改，有疑处在校勘记中说明。这里举一个例子。卷一一《慧览传》中，底本有“罗浮天宫寺”。此寺名不见他处。作为蜀地的寺名，称之为“罗浮”于理不通，故我根据《高丽藏》《金藏》本改作“罗天宫寺”。这一改动有版本依据，还有《续高僧传》为佐证，《续高僧传》卷六中的释宝渊即为梁益州罗天宫寺僧人。但寺名何以称为“ 罗天宫”，还是有问题，因为“罗天宫”并不成词，语意不明。“天宫寺”为常见寺名，当时洛阳、江陵等地都有寺名“天宫”者。故我在整理时，怀疑所谓“罗天宫寺”应为“蜀天宫寺”之误，“罗”与“蜀”形近致误耳。称“蜀天宫寺”，就是为了与洛阳之“天宫寺”、江陵之“天宫寺”等相区别故。《释氏六帖》卷一一《静虑调心部》“慧览戒法”条引亦作“蜀天宫寺”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佐证，但毕竟不是直接证据，所以对底本的改动，止步于改“ 罗浮天宫寺”为“ 罗天宫寺”，至于应该作“蜀天宫寺”，只是在校勘记中提出。
《高僧传》的整理，主要是在疫情期间进行的。在那段特殊时期，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、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大影响，而《高僧传》能较为顺利地完成，主要得益于E时代的便利。重要的版本、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，大多通过网络就可以获取。当然，E时代带来的便利，绝非仅限于此。坦率地说，我之所以斗胆作佛教文献的整理，就是因为有数据库资源可以依凭。我读的书不多，如果没有数据库检索，定将寸步难行。但在人人都可以检索的时代，古籍整理中堆砌材料的现象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，做好材料的取舍，更能体现眼光和功力。这就需要把检索的资料广泛勾连、融会贯通，把相关问题放在更加复杂、广阔的背景多角度观照，切忌断章取义。不仅如此，E时代更需要于不疑之处生疑。这一点，就古籍的点校来说，无论标点还是校勘，无论“校异同”还是“校是非”，都非常重要。比如我把卷五《竺僧朗传》中的“昆仑山”校改为“昆嵛山”，就是融会各种因素之后的综合判定。
如上所述，当初接受《高僧传》点校整理任务时，我就颇为踌躇。这个过程中，也始终充满忐忑。如今出版问世，我并没有如释重负，虽已“堂前拜舅姑”，但内心还满是“画眉深浅入时无”的疑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点校《高僧传》的前后心态，就是从忐忑走向更加忐忑。现在，唯有期待在读者诸君的帮助下，今后能够不断完善，不断接近自己心中理想的样子、接近读者期待的样子。古籍整理没有止境，也不可能定于一尊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点校的《高僧传》如果能够给读者带来一定的便利，能够得到部分读者一定程度上认可，我愿足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