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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 : 黄夏年：太虚大师与欧阳竟无的一段往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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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  发表于: 2015-05-14 12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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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黄夏年：太虚大师与欧阳竟无的一段往事

太虚大师代表的是武昌佛学院系统。居士欧阳竟无代表的是支那内学院系统。但是太虚和欧阳两人都曾受学于只精舍杨仁山大师的门下，两人又为同学，所以武昌佛学院和支那内学院在学统上是有关系的。不过，太虚大师的佛学则更多的还是得益于佛门大师歧昌、寄禅、道阶、谛贤、华山等尊宿。

杨仁山是在比较儒、释、道各家学说后，多次阅读《大乘起信论》，才“始知佛法之深妙，统摄诸教而无疑也”。他自述：“鄙人初学佛法，私淑莲池、憨山，推而上之，宗贤首、清凉，再溯其源，则宗马鸣、龙树。此二菩萨，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。西天东土，教律禅净，莫不宗之。遵其轨则，教授学徒，决不误人”。所以他要“建立马鸣宗，以《大乘起信论》为本，依《大宗地玄文本论》 中五位判教，总括释迦如来大法，无欠无余，诚救补偏之要道也”。

太虚和欧阳都跟随杨仁山学习，但是他们之间后来有了学术的分歧，这个分歧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佛学义理的理解而造成的，其中主要是在对《大乘起信论》的理解和法相唯识是一还是二等问题上。

杨仁山去世后，欧阳竟无全面主持金陵刻经处的工作，同时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，金陵刻经处后来之所以能在全国学者中产生重大的影响，就是在欧阳时代开始的。欧阳竟无弘传的是佛教唯识学，这在当时中国佛学界是最时髦的学问。印顺法师曾经总结这段时期的佛学特点时指出：“清末民初，佚失了的唐代的唯识章疏，一一流回我国，唯识学才开始了一种复兴的机运。．这主要是南欧（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渐系）、北韩（北平三时学会韩清净系）的功绩，二梁（梁启超与梁漱溟）也给予很大影响，唯识学才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重视。然在传统的中国佛教界（台、贤、禅、净），影响是并不太大的。”

遗憾的是欧阳研究唯识学的活动并没有贯彻杨仁山弘扬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思想，他在研究唯识的过程中发现《起信论》所说的遍于一切的真如是有遮有漏的，并不是具有种子义的本体。《起信论》说真如受薰缘起万法，既然是种子本体就不可能受薰习的影响，所以真如只是具有表层的意义，不是本体的东西。 “古今人多昧此解，直视真如二字为表，益以之说，遂至颠倒支离莫辨所以，吁可哀也!”欧阳还认为，《起信论》的过失除了薰习之义以外，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超越的正智无漏种子，佛经说，有分别的是“识”，五分别的是 “智”，“识” 是到处存在（遍计所执），“智” 是最圆满的最高存在 （圆成实性）， 《起信论》说“真如自能离染成净”，这不是说真如就是正智吗，既失去了本体，又失去了他的力用，“反观《起信论》家所谈，非错解之甚乎?”很明显，这是违背唯识学经典所说的“万法唯识”的义理，”所以‘《起信》立说之不尽当也又如此；凡善求佛法者自宜慎加拣择，明其是非。然而千余年来、奉为至宝，末流议论，鱼目混珠，惑人已久，此诚不可不一辨也。”

欧阳先生的弟子王恩洋先生发挥了乃师的思想，发表《大乘起信论料简》，直斥《大乘起信论》是一部“外道论，非佛法也。”他说：“盖《起信论》一派思想之笼盖佛教已千余年矣。在昔窥基大师、慧沼大师师弟曾力辨似教之非，唐已后更无继者。故使法相唯识之真义无人见闻。今更益以学说进化之论，使圣言皆成假托，为害滋甚。吾为此惧，作《起信论料简》，以简别伪义。根据性相两家之言，成立缘生法性之理，然后比较同异，核其是非，使知《起信论》立义之违反缘生法性唯识者昭明若是，如《金七十论》等，决非佛教论也。””《大乘起信论料简》正文开篇亦云：“无明彰，正智隐，似教兴，大法替，世界有沉陆之忧，慧日无烛幽之望，自昔衔悲，都慧喜诤，痴迷苟警，借妄何辞。南无佛法僧，敬礼性相轮，拔众出污泥，精简《起信论》。”所以《起信论》是“附法外道”所做，是“出于梁、陈小儿之作。”另一位弟子吕澂则从考据学上指出《大乘起信论》是对魏译《楞伽经》的摹仿和曲解，认为由于《楞伽经》本身就有不少错误，所以《大乘起信论》只能是错上加错。与此同时，梁启超也发表文章，主张《起信论》是中国僧人的著作，非印度马鸣大师所做。欧阳和梁启超两人的观点，都从不同的方面否定了《起信论》的真实性。

《大乘起信论》，是一部强调修学大乘，增强大乘信心的经典，如果它是伪经，则对修行者来说，当然不能生起大乘信心，这就有否定大乘佛教的嫌疑了。对如此重要的大乘经典，作为大乘僧人太虚大师，肯定要站出来反对欧阳和梁启超的观点，以维护大乘佛教的权威。大师以武昌佛学院为基地，编集《大乘起信论研究》，刻隋慧远《起信论疏》，阐明《起信》从古到今一直为大乘信徒信仰，还为《起信论研究》作序，“衡以纯正之论辨，不无故意曲解敌论之嫌。”

太虚大师指出，“加以古德据《起信》而将唯识判为大乘权教，遂致千年来之学佛者，对于唯识无造极之研究。今欲导之壹志专究，须先将蔽在人人目前之起信辟除，亦势之必然者也。”针对欧阳的观点，太虚大师说，依托最高的圆成实自性立言设教，唯立无破，显现了圆满的果地境界，可以让人生起信心，证得远离一切，这就是真如的特点。“而唯识是以强调依他起性为主，只看到了真如不变不动的唯一性。真如一宗则以强调圆成实性为主，其余的有为无漏和离执遍计皆归人其内，圆成实复再归到真如。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，“《起信论》以世出世间一切法皆不离心，故就心建言，实无异就一切法建言也。一切法共通之本体，则真如也，即所谓大乘体。”作为一切法的共通体——真如有不灭的自体相，也即是无漏的种子，由此而来的生信善因果之功能，是真如的力用。唯识学的阿赖耶识的特点是既有真如的不离不灭的无漏种子，生起善信，又有可离可灭的有漏种子，生起无明，故古代将它译为“生灭不生灭和合尔”。真如的本体是有净染两方面的，在生灭变化运动中来说真如体的不离不灭的净相是真如。杂染相不是圆成实性，属于遍计所执和依他起，是无明或念。“这就是“此《起信论》所以有“无明熏真如，真如熏无明”之说也。”“真如宗与唯识宗的区别是：“唯识宗以扩大依他起故，只以诸法之全体名真如，而真如宗时兼净相净用统名真如；此于真如一名所诠义有宽狭，一也。唯识宗于熏习，专以言因缘；真如宗于熏习，亦兼所缘、等无间、增上之三缘以言，二也。明此，……二者各宗一义而说，不相为例，故不相妨。’’太虚最后指出：“唯识宗乃依用而显体，故唯许心之本净性是空理所显真如，或心之自证体非烦恼名本净。若真如宗则依体而彰用，故言：‘以有真如法故有于无明’；‘是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（应如此断句，不应于自性清净句下断句）。其所言之自性清净，固指即心之真如体，而亦兼指真如体不可离断之净相用也。此净相用从来未起现行，故仅为无始法尔所具之无漏种子。所言从本以来自性清净，不但言真如，而亦兼言本具无漏智种子其内。然此心不但从本以来自性清净，亦从本以来而有无明。为无明染而有染心，则无始有漏种子恒起现行而成诸杂染法也。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，则虽有漏现行，而真如体及无始无漏种不以之变失也。此在真如宗之圣教，无不如是说者。……此诸圣教可诽拨者，则摄一切法归无为主之真如宗经论，应皆可诽拨之!故今于此，不得不力辨其非也!”

太虚大师认为，这些判《起信论》是伪的人，“鲜有曾用精审博考之研究，由砉然；悬—解佛法谛理然后信受奉行者。大都人云亦云，就流通之一二经论，约略涉览，辄模糊影响以谈修证。夫于教理既未有深造自诣之信解，遂遽事行果而欲求其无所迷谬，其何可得乎?此梁君所以撷录日人疑辩之余绪，取今时学佛者所通依之《起信论》以深锥而痛札之。纵笔；所至，且牵及一切大小乘三藏，使囫囵吞枣之学佛者流，从无疑以生疑；因疑深究，庶几高阁之宝藏至教，皆浸入学佛之心海，乃能确解而坚信耳!”太虚又作《评（梁启超）大乘起信论考证》，批评梁启超用西洋进化论观念治佛学，“而东洋人之道术，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；又不然者，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。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适相反对，而佛学尤甚焉!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，已方枘圆凿，格格不入，况可以之治佛学乎!”“所以“要之，以佛；学言，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幽，不如有一人向内—心熏修印证。一朝证彻心源，则剖一微尘出大干经卷，一切佛法皆湛心海。应机施教，流衍无尽，一切名句文皆飞空绝迹，犹神龙之变化无方。否则，……只窜绕于一切世间从其本际展转传来，想自分别共所成立之名相中而已!”“吾以之哀日本人、西洋人治佛学者，丧本逐未，背内合外，愈趋愈远，愈说愈枝，愈走愈凌，愈钻愈晦，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?”

现在的很多学者对这场争论已经写过不少文章，有的文章将这场争论描写得非常对立和激烈，甚至提高到僧俗两界争地位或者互相贬低的非此即彼之斗争。无可置疑这是一场非常有影响的论争，但是它并不是一场誓不两立的斗争，仍然是一次正常的学术活动的争论，本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王恩洋先生事后；曾撰文，对这场争论定位为：“法海腾波，潮音竟响，打破千余年之沉寂，真为佛学界三十年来之一大事。非两院对立，安能有如断立破盛举耶。”“余以为佛法在现日之兴起，—两院皆有利。互相争论，本为展转增益，可以收切蹉砥励之功。然过度争论，则亦易起情绪上失调，仍非法事之幸也。”事实上，发生这场争论后，；内学院与佛学院两家虽然还有不断的学术论争，但是并没有真正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内学院因财政紧张，办的刊物《内学》停刊，后出的学术论文都刊在太虚法师主编的《海潮音》月刊上。特别是在蜀院以后，汉藏教理院与内学院曾经共同开会，讨论残后佛教重建的问题。王恩洋先生曾经屡次受太虚法师之请到汉藏教理院作演讲。太虚法师撰写《法相学概论》王恩洋先生作序，称“爰有太虚法师，法门人杰，学贯东西，大愿精勤，说法无倦。近讲《法相唯识学概论》，详稽内外，义尽始终，明辩玄思，缜密无比。而于西洋唯心诸论所以不能成立，及法相唯识学至极成立之故，言之弥为郑重周详，都无遗义，诚足以引摄群机，咸归正理，显扬圣教，克宏伟业也。书成嘱为序，洋以浅学，奚赞幽深?只以景慕欣喜之余，用书所怀，以祝大法之由是宏通云尔。”

《大乘起信论》的争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，以至于成为20世纪佛学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，并且由此而拓展出一些其它的中国佛教思想理论基本概念之讨论，加深了佛教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佛教思想；特性的认识。 “太虚和欧阳两位师兄弟之间的学术论争，不仅成为两大学术系统的各自的风格与特点，自然也会影响到后来弟子的研究身上，不可避免地在以后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发生碰撞交锋与圆融汇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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